接下来几天,王建新算是带队正式进驻医务室。医疗队和医务室之间的合作,比想象中更加微妙。
张文华表面上配合,但暗地里处处掣肘。药柜的钥匙他攥着不撒手,刘晓东去取药,他就站在旁边,嘴里念叨着“这个不能动”“那个有数的”。陈秀英要清点纱布和绷带的数量,他说“昨天刚盘过,不用点了”。周小梅要给一个烫伤的工人换药,他就站在旁边盯着,两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一言不发,但那表情分明写着“我倒要看看你们有多大本事”。
最让医疗队上火的是张文华在工人和医务室工作人员面前说的话。
“这些大学生啊,理论一套一套的,实操不行。骨折复位,那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会的。我干了二十多年也没学会。”他说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诊室里的人都听得见。几个医务室的工作人员低着头,不敢吭声,但耳朵竖得老高。
刘晓东听到后,脸都气绿了。他跑到王建新跟前,压低声音说:“队长,你听听他说的是人话吗?”王建新正在整理医疗包,头都没抬,淡淡地说了一句:“用事实说话。”
刘晓东张了张嘴,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六月五号,机会来了。
那天上午,医务室来了一位特殊病人。老孙头,炼钢车间炉前工,五十二岁,是厂里的老先进。他的左膝疼了七华这次没拦着,站在药房门口,看着刘晓东抓药,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一个星期后,老孙头明显好转。再也没有像以前那么疼过,而且现在还能蹲下站起。他在诊室里蹲下去,站起来,又蹲下去,又站起来,像个孩子一样,脸上全是笑。
消息传得比风还快。老孙头是厂里的老先进,谁都知道他腿疼了七华在厂里干了二十多年,根深蒂固,得罪了他,以后的日子不好过。
这也导致张文华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复杂。他有时候站在诊室门口,看着排成长队的工人,看着王建新一根一根地扎针,看着那些他治了好几年都治不好的老病号一个个喜笑颜开地走出去,脸上的肉抽动一下,不知道在想什么。
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刘晓东端着饭盆挨着王建新坐下,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说:“队长,你说张主任现在想什么呢?”
王建新吃了口饭,嚼了嚼,咽下去:“不知道。”
“我猜他心里肯定在想——这帮大学生怎么比我这个干了二十多年的还厉害?”
王建新看了他一眼:“别瞎说。赶快吃,吃完继续干活。”
刘晓东缩了缩脖子,埋头扒饭。
六月二十号,一个工人抱着一个小女孩冲进了医务室。
“大夫!大夫!”那个工人满头大汗,工作服上全是灰,声音都在发抖,“我闺女发高烧三天了,卫生院看了,吃了退烧药也不管用!”
小女孩五六岁,脸蛋烧得通红,嘴唇干裂起皮,精神萎靡,眼睛半睁半闭,像是随时要睡过去。她蜷缩在父亲怀里,呼吸又急又浅,小胸脯一起一伏的。
王建新摸了摸她的额头,滚烫。用灵力探查了一下——肺部有湿啰音,右下肺大片炎性浸润,已经发展成支气管肺炎,合并有肺不张的早期表现。再不及时处理,会出大问题。
“刘晓东,准备青霉素。周小梅,准备退烧药。李建国,记录体温和呼吸。”
王建新从医疗包里取出银针,在患儿的大椎、曲池、合谷三穴施针,以泻法清热解毒。针尖一触即进,灵力随着银针渗入,驱散肺部的热毒。他同时让刘晓东给患儿先做皮试,然后注射青霉素。周小梅用酒精擦拭患儿的腋窝和腹股沟,进行物理降温,一遍一遍地擦,手都酸了也不停。
张文华站在旁边,两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看着王建新施针,看着刘晓东打针,看着周小梅物理降温。他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什么——不是惊讶,不是佩服,更像是一种茫然。他干了大半辈子医务室,遇到这种高烧不退的小孩,除了开点退烧药、让送大医院,还能做什么?
两个小时后,小女孩的体温从四十度五降到了三十件夹里抽出一张纸,递过来。
“王队长,这是厂革委会刚通过的决议。从明天开始,医务室由你统一管理,张主任配合你工作。”
王建新接过文件,看了一眼。上面盖着厂革委会的红章,端端正正的,写着“同意”两个字,还有陈国庆的签名。他把文件放在桌上,没说话。
陈国庆叹了口气,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两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张主任这个人,能力有限,但毕竟干了二十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多担待。”
“陈主任放心。”王建新说,“医务室的事我会处理好的。”
陈国庆点了点头,站起来,拍了拍王建新的肩膀,转身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越来越远,最后听不见了。
王建新坐在诊桌前,看着桌上那本《外科病理学》,看着摊开的病例本,看着那一排排整整齐齐的银针。窗外,厂区的灯光亮着,高炉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轰隆声、哐当声、尖锐的金属撞击声,永不停歇。
他把文件收进抽屉里,站起来,把白大褂脱了,挂在衣架上。
明天开始,医务室由他统一管理。不是他想要的,但既然来了,就得干好。张文华配合也好,不配合也好,病人的命等不起,工人的病拖不得。他不管张文华心里怎么想,他只管把病看好。用事实说话——这话他说过,现在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