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福临突然谕吏部：“图海向经简用内阁，期其恪恭赞理，克副委任。乃不肯虚公存心，凡事每多专擅。无论朕所见未见之处，恣肆多端，即在朕前议论，往往谬妄执拗，务求己胜..如阿拉那一案，问理不公，是非颠倒，情弊显然”，“负恩溺职，殊为可恶”。
于是将其革职，家产籍没。阿拉那是二等侍卫，因被讦告抽刀击人，经兵刑两部审理定罪，最后奏请福临批准执行，此案已经结束，与图海无关。福临故意扯来，借题发挥，显然是因图海在其面前“务求己胜”而大为恼火。
福临的任性还表现在该惩而不惩。顺治十二年他已严令不许太监干政，并立十三衙门铁牌，禁令昭昭，但十五年二月就暴露了“内监吴良辅等交通内外官员人等”，“作弊纳贿，罪状显著”之事。如按十三衙门铁牌敕谕应“即行凌迟处死”。
福临却另有一番言辞：“若俱按迹穷究，犯罪株连者甚多。姑从宽一概免究。”，“自今以后，务须痛改前非，各供厥职。”，其实这话仅用之于太监。
而与太监交通勾结突出者，如大学士陈之遴以及陈维新、吴维华等人，却遭到了流放盛京或宁古塔的惩处，太监，尤其是吴良辅却仍然安然无恙。这种福临自己也无法解释的自坏章法的原因，是他偏爱太监之故。
但福临并不是将错就错到底的昏君，这位在人生道路上大胆迈进，具有鲜明个性而尚不成熟的青年君主，仍具有真诚之心。他在坚持满洲特有权利而严厉惩处汉臣的同时，也并非没有自己的思想。
当议政五大臣会议逃人法时，他曾表示：“因一罪犯牵连众人，荡家废产远徙他方，朕心不忍。且所议大小官员等罪亦属太过”。要求其“详慎定议”，“另议具奏”。
十三年六月在谕八旗各牛录时说逃人法中所定的株连罪“非朕本怀也。尔等亦当思家人何以轻去，必非无因。果能平日周其衣食，节其劳苦，无任情因辱，无非刑拷打，彼且感恩效力，岂有思逃之理？”这是发自肺腑的明察之言。
十七年五月他更向吏部发出这样的谕旨：“朕统御寰区，焦心图治，前此屡有引咎省躬诏谕，自今追思，皆属具文，虚邀名誉，于政事未有实益。且十二、三年间时有过举。”，“向因建言得罪流徙降革等官，吏部详察职名事迹，开列具奏。”。
他再次希望“科道各官尤当尽言无隐，即朕躬阙失，亦直言勿讳，朕不惟不加罪，并不芥蒂于心”。在此谕后，季开生复原官、归骸骨，李呈祥、魏琯等免罪。所赦言臣尽管很少，但终能自责并见诸于实际行动。
福临亲政初期即认识了天主教耶稣会士汤若望。汤若望（1592—1666），德意志人。明万历末年来华传教。福临亲政后，汤若望的地位迅速提高，十年三月赐名“通玄教师”，十二年授为通政使，十五年诰封光禄大夫，秩为正一品。
最初，福临因母亲孝庄文皇后称汤若望为义父，而称其为“玛法”，即汉语爷爷之意。在频频的接触中，福临深为汤若望渊博的学识与高尚的品德所折服。
对各种知识都感兴趣而又好学的福临，向汤若望请教有关天文历算、社会人生等各种问题，他总是以获得新鲜的知识而感到惬意，并愈加尊敬汤若望。
他下令汤若望见他时免除跪拜，并屡加厚赐。福临常常召汤若望至宫中，往往谈至深夜，最后“命四位或六位青年贵胄护送他到家”，并一再嘱咐其小心护送。
福临还多次亲临汤若望住宅，“作较长之晤谈”，仅顺治十三、十四两年间就达二十四次。汤若望在考察了当时的情况后说“皇帝亲到民宅，这是非常稀少的事件”。除此之外，这两年间福临“仅有一次出宫拜访一位皇叔于其府邸之中”。
汤若望在福临的心目中威信最高，福临对他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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