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鼎，今天这个会议是讨论性的，对一些问题咱们也不做定论。我只是想和大家通报通报情况，通过学习来一次交流和共勉。
王国鼎点上一根烟接着，这些天我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商品价格中存在的“剪刀差”和“双轨制”问题。
199年之前，物价由政府“一价定终身”，价格只是个核算符号，不反映供求关系和产品价值，大到家电到油盐，都需凭票购买。
无视价值规律的直接后果是价格体系扭曲，进而造成世界少有的全行业亏损。
王国鼎，我举个例子，195年，农民想戴只成本价仅10元的上海手表，需要卖掉100斤稻谷，表是120元一只，而一斤稻谷才8分多钱。据测算，当年全国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25％—0％，而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15％—0％，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极大。
同是工业品，价格低的太低，高的太高。如煤炭、化工、冶金等工业原料和矿产品长期亏损，全靠财政补贴维持生产，而纺织、医药等轻工行业则是暴利，但由于原料、料供应跟不上，经常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而一些基础设施、土地等，理论上干脆不被承认是商品。
王国鼎，根据这样的现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价格成为经济改革的重要对象。
第一步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
国家先后提高粮食、油料、棉花等1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提高猪牛肉、鲜蛋、蔬菜8类副产品的销售价，提高焦炭、钢材等原材料价格，提高铁路货运和水路客运价格，等等。同时，心翼翼地分批放开商品价格和类农副产品价格，将机械新产品的试销价定价权从中央下放到地方或企业，等等。
不论是调还是放，结果绝大多数是涨价，放的时候尤其如此。老百姓总结出一个公式：价格改革=涨价。每次涨价，总会引发一轮或大或的抢购，1984年一盒火柴提价1分钱就引发过全国骚动，但都没有1988年来得猛烈而浩大。
对于严重变形的价格体系来，仅凭有限的调整显然无法根治顽疾。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被确定为经济改革的目标，“让价格回到交换中去形成”、“用市场定价体制代替行政定价体制”势在必行。
由市场定价，意味着要放开价格，但怎么放是个大问题。这是第二步，即调放结合，以放为主。
1985年，粮食、棉花、油料等少数品种外的绝大多数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放开了，大部分工业消费品价格放开了，价格一直偏低的工业品生产资料怎么办？提价少了不能解决问题，提价多了又会影响工业生产和市场稳定。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前不久，国务院曾发，允许工业企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以后，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不高于计划价格20％的范围内浮动。当时，全国经济整体发热，再加上传统的物资分配体制中属于“黑户”的乡镇企业已遍布江粤浙等地，工业原料供不应求，提价20％依然很抢手，被倒卖几次后，实际成交价往往翻倍，甚至更多。国务院研究认为，与其被中间商牟利，不如让生产企业直接卖高价。
王国鼎，我给大家透露一个内部消息。双轨制起初是为解决原油产量长期不高问题的。1981年，国务院批准石油工业部包干生产1亿吨，定额之外的原油既可出口，也可按国际价在国内销售。计划内原油每吨售价100元，计划外的能翻好几倍，其中大庆油田超产原油每吨644元，其他油田每吨52元。高价油和平价油的价差收入，用作“勘探开发基金”扩大地盘。
1985年1月，国务院发，取消了工业品生产资料超产部分最多只能加价20％的限制。这意味着，“双轨制”全面铺开。
对于双轨制，一些学者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这等于在同一条道路上同时实行可以靠左行驶和靠右行驶的双重规则，必然会导致撞车和混乱，并助长计划内外的倒买倒卖和权力寻租现象，造成**蔓延。
很不幸，预言成真。工业品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后，市场价节节上涨，与计划价的差距越来越大，到1988年，煤炭高出19％，原油高出20％……一大批“倒爷”应运而生，疯狂地将计划内产品转手卖到市场上。
王国鼎，我在报纸上看到过这样一篇报导，在天津某旅馆里，一名“倒爷”将一张钢材提货单卖给同房的另一名“倒爷”，每吨加价200元。第二名“倒爷”又把提货单卖给第三名“倒爷”，每吨又加价200元。就这样，提货单没出旅馆就倒腾了4次，这批钢材由每吨00元蹿到1600元，4个人不费吹灰之力赚得暴利。
金钱与权力明目张胆地勾结，贫富分化迅速加剧，引发了极大的民愤。为此，咱们国家特别设立了一种新罪名：投机倒把罪。
“长痛不如短痛。”1988年，邓平决心闯价格关。“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一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那就走不了路。”
当时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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