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呈秀这一次的登门访问，自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自从崇祯登基将他和魏忠贤赶出了京城，所谓的阉党实在也就风骚云散了。相比起吸收了阉党大部分权势的黄立极，吴淳夫这位昔日的阉党骨干就低调的多了。
但是，谨守着工部这一亩三分地的吴淳夫，到了本日却已经成为了朝中不可疏忽的一股气力。由于工部已经成为了科学进步党的大本营，和盘踞在礼部的新东林党并称为朝中的两大权势之一。
在崇祯元年之前的朝廷里，官员本人的名誉及其同天子之间的密切关系决定了朝中的权利格式。否则顾宪成也无法以一个区区吏部文选司郎中而左右朝中官员的任免，并试图把持执政大臣的任命了。而严嵩父子也仅仅由于获得了嘉靖的信任，就肆无忌惮的把持朝政达数十年，并不管他们身居何职。
这种任人唯亲和依附私人关系掌控公权利的方法，本身就是封建王朝的政治特点。不过对于崇祯来说，这样的施政方法显然是难以容忍的。由于这意味着权利的失控和行政效率的低下，调换一名执政大臣，也就意味着要扫除掉一群在他身后的官员，由于其他人根本使唤不动这些官员，反而要受到这些官员的掣肘，这也就是所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
在农业社会中，这样的政治奋斗方法乃是常态，也是统治者所默认的政治规矩。所谓门生故吏和座师弟子，也是这种政治形态的外在表现。
当然，以后代的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这也是小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形态的客观规律。毕竟在小农经济的社会中，农业的结余一共就这么多，能够供养的勋贵官僚是有上限的。但是勋贵和官僚家族的人数，在和平时代的增长却是没有尽头的，为了保存自己家族所盘踞的阶级地位，就只能通过和平时代的政治奋斗和战斗时代的王朝更替来淘汰那些过剩的统治阶级人口。
对于某个来自后代的灵魂来说，这样的行政架构无疑是难以吸收的。所以在他登基之后，就一直推动着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给这种数千年不变的封建体制注进了一些产业时代的气味。
这便是先以内阁职能改制和新设国务会议集中朝廷的权利，进步朝堂上的决策能力。接着便是梳理六部职能和中心及处所官府的行政承接，一是疏散内阁和国务会议的行政权利，二便是为了进步政府的行政效率。
应当来说，集中权利这一部分实在还是比较顺畅的。比较大明的开国天子朱元璋，在同一全国之后就将一切权利收拢到了天子手里。假如不是明成祖朱棣搞出了一个内阁制度来，官僚团体想要干涉皇权几乎是无计可施的。
固然在内阁制度成立以来的这两百余年中，官僚团体中的历代精英不断拓展内阁的权利，甚至涌现过张居正这样凌迫天子的真正权臣，可是内阁依然是无法同皇权相反抗的。从张居正逝世后，万历轻而易举的就夺回了权利，就足以证实大明的内阁制度是极不完善的。
由是，对于崇祯登基后改革内阁职能和设立国务会议集中朝廷执政权利一事，文官们采用了乐见其成的默许态度。由于在这一体制改革过程中，丧失较大的并不是官僚团体手中的权利，而是蓝本难以限制的皇权。
固然在主观上，这一制度上的改革加强和放大了崇祯手中的权利。但是在客观上却是完善了内阁制度，从而让内阁在法理上拥有了反抗皇权的名义。毕竟在过往，内阁乃是协助天子处理政务的助手，而现在则变成了向天子负责的行政机关，这两者之间的地位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由此而带来的另一个影响便是，内阁首辅真正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文官领袖，固然难以同汉唐时代的丞相相比，但是已经能够令其在天子眼前保存其独立之人格，这便让首辅之职位更加炙手可热了。
虽说此前崇祯承诺崔呈秀，当钱谦益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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