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年夏秋时节，浙江高温多雨，导致全省爆发了大规模的稻瘟病。固然之后农会以北方治疗果树的硫酸铜加石灰乳遏制住了稻瘟病的蔓延，但是浙江粮食的减产却已经不可避免。
而北方的连年干旱，也使得黄河中下游两岸再次爆发了蝗害。好在此前朝廷对于蝗虫的收购，使得这一年的蝗灾只是局限在了三、四个县的境内，并没有形成移动的飞蝗群落。
不过南北两地的灾难持续爆发，也使得朝廷意识到，受灾区域正向着黄河以南地区，向着长江流域移动。不管是河南也好，还是长江流域也罢，这里都是大明的粮食生产中心。虽说河北平原、苏北平原和湖南地区在不断的兴修水利之后，正逐渐形成为新的粮食产地，但是它们现在依然还及不上河南及长江流域的旧粮食生产中心。
为了确保及时应对这些粮食生产基地产生的灾难，在崇祯的建议下，内阁通过了保障粮食生产法案，建立了以蒋德璟、范景文、李邦华三人为主的粮食生产保障委员会，并进一步加大了户部粮食局在海外开发粮棉基地的支撑。
固然这一年国内农业遭遇了大面积的灾难，但是这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却依然保持了对上一年度的稳步增长，第一次突破了20亿元的数额。其中工贸易大约供给了近四分之一的产出，海外进出口贸易突破了1.5亿元。
和崇祯元年相比，几乎翻了一倍多。而政府在崇祯十年的财政收进，国库约为1亿，内库约为6千万。当然这些已经折进了实物税在内，但即便是如此，国家财政收进也是崇祯元年的一倍以上了。
大明的军费支出固然依旧盘踞了财政收进的55%，但是朝廷手中可以动用的活钱却比过往多了数倍，假如再加上各种国债的借款数目，崇祯十年的大明财政状态已经同万历最好的年度持平了。
手中有钱，心中就不会慌。固然今年的灾荒未必轻于天启末年，但是钱谦益领导的内阁却并不感到怎么难熬。他们唯一需要担心的是，从海外和南方筹集来的粮食，能不能及时运到灾区，处所官员在赈灾时会不会高低其手，但是这些问题毕竟是一些行政上的麻烦，而不是让他们无米做炊，因此内阁高低倒也算是难得的齐心协力了一回，而不是互相推诿责任。
固然这一年大明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值极为刺眼，但是和人口约400万左右的英国相比，却又算不上什么精彩的成绩了。崇祯十年的英国国民生产总值接近4000万英镑，换算成大明元就是大明的十分之一少上一点，但是大明的人口却是英国的40倍，即便是扣除了通货膨胀的因素，两个大明人的劳动才抵的上一个英国人的劳动。
很显然，即便是欧洲并不算顶尖的英国，其工贸易发达的程度也是远远超过了大明的。相比起欧洲这些在重商主义道路上走了快一百年的国家，此时的大明才刚刚从起跑线开端追赶呢。
不过和大明相比，这一年的大清显然有些难熬了，这并不是粮食用度上的匮乏。征伐朝鲜获得的大批朝鲜劳力，不仅加速了对国内荒地的开垦，也为大清的各项产业供给了充分的劳动力，再加大明输进的各种日用品和大批资本，使得大清的经济涌现了意外的繁荣。
但是和经济上的繁荣相比，大清周边的政治形势却陷进了自后金建国以来最坏的局面。东面的东江镇和朝鲜国固然依旧保持着和大清的贸易往来，但是东江镇的官兵在铁山郡的防御设施却修建的越来越周密了，显然毛文龙并没有由于黄台吉的示好而放松警惕。而朝鲜国的改革，固然没能立即让朝鲜富强起来，但是却让朝鲜内部的亲明权势越来越壮大了。很显然，只要大清不能保持现在强势的武力，东江镇和朝鲜就会露出自己的獠牙了。
而东面和东北面的明军，在这些年里已经牢牢控制了滨海地区及黑龙江下游的部族，这些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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