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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井四郎的建议是：日军精锐从内蒙古和所谓的满洲国分两路再次突入苏联，与隆隆疾驰的德军战车东西夹击苏联。
这个设想的原因就是，此次轴心国最大的战略配合与战术默契的时机已经成熟。
如果此计划达成，可以有效促发苏联远东大乱，有效加速其崩溃。
到那时，就可以扶持操纵傀儡政权，达成瓜分这个世界最大国家和最大对手的目的。
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首先是因为，对于诺门坎的惨痛失败，以石井四郎为代表的日本将校耿耿于怀。
他们总是在夜里遥望那北极光的方向，喃喃自语，“那是大日本的辽阔生存空间，可惜现在被北极熊尸位素餐。好一个鲜美的玉米棒，可惜被猪啃了。”
可是除了发点牢骚，他们也别无他法。
因为这是一个被打痛了后才会敬畏施虐者的种族。
带着皮鞭的痕迹，他们会腆着脸跟在你身后为你拎包，为你移座，一脸谄媚，即使你把吐沫星子溅在他的脸上。
诺门罕看似是一场不为经传的战事。
“这是一场陌生的、秘而不宣的战争”，当时《纽约时报》的社论这样评价苏联红军和日本军队在蒙古草原上的这场苦斗，时报不屑一顾地嘲讽道“他们在人们注意不到的世界角落里发泄着愤怒”。
但是它对二次大战的局势发展却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这场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队与苏蒙联军在苏联诺门罕布尔德地区和蒙古共和国哈拉哈河中下游两岸爆发的激烈战斗，深深伤害了日本人的自尊心。
参加了这场战斗的日军士兵中村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况：“7月3日，几十辆坦克突然向我们冲来。我们当时惊慌失措，战马嘶鸣，拖着火炮前车四处乱跑；汽车也四处乱窜。空中我军两架飞机被击落。官兵上下都胆颤心惊。我们嘴里越来越常说的字眼是‘可怕’，‘可悲’，‘心惊胆颤’，‘惊心动魄’。”
日本军医松本草平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苏军坦克呈扇形散开朝卫生队冲了过来。……遍地死伤士兵我不能不管，他们有的被坦克压成了乌鱼干，有的被压断了腿，还有被炮弹炸死、炸伤的。眼前的战地救护已使我忙得团团转，根本顾不上追赶前线部队。大家几乎陷入绝望之中。”
其失败的主因，首先是帝**官的骄傲。
日军第6集团军司令官狄州立冰将军曾担任日本驻苏联武官，他却告诉部下：“此时的苏联红军跟日俄战争时的俄军没什么区别。”
正是在日军高级军官这种片面渲染下，日军根本不把苏联红军放在眼里，成为导致了他们最后的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除了日军各军兵种之间缺乏协调作战的致命处外（这种隐患在太平洋战争中陆军和海军各自为战、各怀鬼胎中体现得更为充分），苏军的名将和其强大的综合实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日本发动的这次战役恰好拯救了一位在二战中名扬世界的苏联元帅——朱可夫。
1939年，苏联进行的“大清洗”已渐入尾声，但这场运动并没有要完全结束的迹象，仍有不少人受到株连甚至被杀害。
虽然朱可夫将军此时已是苏军中着名的将领，但是“大清洗”魔爪已向他渐渐伸了过来，一但他被治罪，恐怕是必死无疑。
日军此时发动的诺门罕战役恰好救他一命，前线形势十分危险，前线苏军迫切需要一位有能力领导他们的优秀指挥官，朱可夫就这样被派到了前线，整他的“魔手”暂时收住，等打完这一仗在治他罪。
结果，朱可夫在前线的卓越指挥使苏军大胜更使他免遭毒手，不然，苏联在二战中就不会有被誉为“胜利象征”、斯大林左膀右臂之一的朱可夫元帅了。
朱可夫后来参与指挥了苏德战场几乎所有重大战役，每每都能化险为夷，被誉为“苏德战场上的消防队员”，而朱可夫的成名之战就是诺门罕战争。
因此名将一到，则局势立马改观。
朱可夫集中使用装甲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机动战，**完成对地面目标突击任务，给正在渡河集结的日军以突然而雷霆万钧般的打击。
日本关东军的坦克在苏军的34面前就像纸皮核桃一样不堪一击，“啪”地一声穿帮了，坦克兵顿时成了火烤猪头肉。
这样，苏军在诺门罕战役初期由于兵力不足等原因造成的不利局面得到了扭转，首获大捷。
朱可夫也因此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嘉奖。
苏军还在此役中还首次实施了空降作战和“进攻防御”和“夜间强光照明”的战术，首次采取了电子干扰战和心理战，后勤部门还创造了超远距离连续补给的世界奇迹。这一切都让日军的所有努力就像在姚明面前跳下跳下的蟑螂那样，姚明轻蔑地一笑，一脚把“小强”踩成糊泥。
其实，帝国的决心不可谓不强，准备不可谓不充分。
帝国对发动这场战争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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