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把这么多个大师级的人物集合在一起，能处得来吗？
在当时的北大有一种说法，中国有多少党派，北大就有多少学派；北大有多少个教授，校园里就有多少种学术观点。
在北大的讲堂上，史学方面，既有信古派的黄侃、陈汉章，也有疑古派的胡适、钱玄同。李大钊、陈独秀可以在讲坛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也有的教师在课堂上大讲特讲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倡工读互助主义，有人宣传儒佛道者；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提倡白话文，而黄侃、刘师培、林损等则极力维护文言文的地位。
如果走进那个时代的北大，人们可能会有一种时空错乱之感。当时的校园里，有些教授如胡适，上课时总是西装革履、洋派十足；而在另一间教室上课的辜鸿铭，则是长袍马褂、拖着长辫子，还手持旱烟袋，并专门有仆人为之点烟上水，诸如此类的情形不一而足。这些人似乎在用自己的外表装束在无形中宣示着自己的理念。
至于课堂教学中不同观点的交锋、互捧、或指名道姓批评对方观点，也是家常便饭。
本来中国有“文人相轻”的传统，互相谁也瞧谁不服气，共处一堂，是很容易滋生矛盾的。
但是，这难不倒蔡元培。用老百姓的话，叫做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就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正如他的一句名言：“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和观念。对同样一件事，看法也很难没有分歧。要使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点，能够在相处在一起，途径无非有两个。
其一，是弱者对强者的臣服。在动物界，如果在争夺交.配权时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这个物种肯定不会得到好的发展，也很容易走向灭绝。倒是弱者能够对强者臣服的种群，能够有利于繁衍光大。
弱者对强者的臣服在人类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常说，人没有虎豹凶猛，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是靠群体的力量，离开群体个人是很难生存的。但是，至少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没有弱者对强者的臣服，群体是不能维持的。
弱者对强者的臣服，这应该是封建 及其之前的奴隶社会得以存在的重要的条件。所以，才有人被神化，有人拜倒在“神”的脚下，所以才有勇敢和智慧本身能成为道德。崇拜其实也是一种臣服，只是从表面看不是被强迫，而是心甘情愿。但臣服就是臣服，无论是自愿还是强迫。
要使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点，能够在相处在一起，这第二个途径便是“兼容并包”。不仅仅是求同存异，而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点能够互相包容，进而能够在一起和谐相处。
何为共和，或许共和真谛就是“兼容并包”。
所谓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力。毫无疑问，一个社会能实现兼容并包，标志这个社会已发展到了民主社会的较高阶段。
一个兼容并包的社会肯定是个伟大的社会，一个对自己充满自信的社会。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这样的社会，要建立在很高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之上，与此相适应的，则是这个社会的社会成员，已经有了较高的道德水平。当然，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同样是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产物，这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或许有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才能使得“囊括大典，网罗众家”落到实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它反映了领导办学事业的人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宽容精神，如果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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