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立，责任不可不尽，业于九月十一日到沪，勉从国人之后，力图靖献，谨此奉闻。”
又有致广州孙电云：“（上半段与前电同）……我公昔在清季，与元洪共开草昧，休戚与共，惟望共伸正义，解决时局，海天南望，伫候教言。”
九月十二日，黎元洪在寓所招待新闻记者，发表书面谈话如下：
“余在国会未曾有正当解释任期之前，总统地位，当然存在。余在京因不能自由行使职权而移津，然天津依然为暴力所包围，乃不得不转而至沪。上海为舆论中心，政治策源地，故余来深欲征取各方意旨，并将中心所怀，报告于众，使各方公判，而求妥善解决之道。连年兵祸，国民已创深痛钜，余素主和平，寻求国是之解决，雅不欲诉诸武力。余对于总统之位，毫无恋栈之意，亦无作下届总统之野心，惟进退授受，当遵法定手续。
“今法纪荡然，长此混乱，国何以立？余故不惮跋涉而来沪，求各派人士之合作，以维法律而整纲纪。故余南来之宗旨，一言以蔽之曰：维持法律，整饬纪纲而已。至现在北京之摄阁，毫无法律根据，今合法内阁之总理为唐绍仪，仍有施行政事之权力，沪上之国会，为主张正义而来，彼开会时，余当出席报告，请其维持法纪而固国本。余之行动一遵民意，而以法律为根据，如有能整饬纪纲，维持法律者，余即当按法定手续以政权相授，决不迟疑恋栈也。”
中外各报对黎元洪的南下和他的谈话，反应并不热烈，都没有成为一件大新闻。这和黎及其身边人的期望大打折扣。
黎元洪被直系捧上总统位子，并没有得到奉系、皖系以及国民党和西南方面的同意，除卢永祥外，其他人当时虽然没有明确态度，实际上都是反对黎上台的。特别是南边，因黎的上位而恢复法统，使其护法失去合法性，可见所谓护法也多半是竖起的一面旗帜而已。
所以，黎元洪此番到沪来寻求各方支持，大家反映冷淡应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太炎先生看来也是把形势估计得太过乐观。
而黎这次到上海，好像也真不是时候，因为此间正盛传江苏的齐燮元将与浙江的卢永祥要发生军事冲突。
江浙两省对于战争的威胁极为敏感，两省的士绅如张一麐、张謇等发起《江浙和平公约》，分别请苏浙军民当局和浙沪护军使签字，以资信守。
黎到上海时，这个和平公约刚好签署，其中规定：“对于两省境内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
江浙人士认为黎元洪在上海组织政府，将使和平局势受到破坏，张謇曾找到黎，力言江浙和平关系重大，希望不要轻举妄动。言外之意是反对黎在上海活动。
九月十三日，黎在杜美路寓所召集各地应邀而来的代表，举行全国性的会议。参加者有广东代表汪兆铭、浙江代表邓汉祥、奉天代表杨毓珣、云南代表陈维庚、贵州代表李雁宾、四川代表费行简、赵铁桥、湖南代表钟才宏等人，段祺瑞的代表也有参加。
黎元洪是想协商筹组一个全国性的政府。
黎元洪以主席身份首先致词，他说：“这次南下完全是自动，因为曹锟用金钱和武力攫取总统，眼看就要成功，如果大家坐视其上台，必定惹起各省兵争，破坏和平，流祸无已。故不若用拆台方法，令其不能做总统，即可保全和平；今拆台只得一半成功，故率然南下，希望和各方通力合作，贯彻拆台宗旨。盼各方支持，拆台既竣，建设之事，则非本人所能胜任，惟望天下仁人志士共起担负。”
黎的说完后，见会场无人应声。于是黎又继续说：“目前拆曹锟大选之台，即须我方先能搭台，而搭台最要在组织政府，俾能号召一切。现在已商请唐少川担任内阁责任，请各省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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