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在省会分设“东方汇理银行”，挪威花蒙生私购北仓坡地基诸端，得悉后，及时向大使详陈利害，据理力争，得以消弭后患。
一九一一年，云南发生英法“隆兴公司”攫取云南七府矿权及英占片马两桩外交大事，公推周钟岳、李灿高为代表，赴京请外务部废约及照会英国退兵。当时学使叶尔凯不准钟岳离校赴京抗议交涉，钟岳愤慨不已，不辞而去。经钟岳等赴京严正抗议，英、法迫于云南人民以死力争之决心，不得不答应废约。政.府允予赔偿，承担云南负担。
其后数年，云南省财政厅长吴琨与美国矿业公司代表安德森订立勘矿条件草案十四条，钟岳代表唐继尧指令：“一、开矿之权，操之自我；二、开采资本以本国人为限；三、即利用外资，亦只宜借款，而不宜合办。核阅所订条件，殊与此旨不符，应即由该厅长等负责，设法磋商修改，是为至要。”时论认为：“自中国与外人合办事业以来：未有如此之合算者也”。
民国元年二月，孙中山辞去总统职务，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云南得知情况后，商量对策。时任都督府秘书长之周钟岳力陈利害，指出：袁世凯一旦掌握政权，必为中国祸害。蔡锷听了他的话，云南便没有表态。
一九一三年，任滇中观察使，辖州县四十一个，所到之处，严于察吏，认真贯彻鸦片禁令，颇著成效。
一九一五年，云南宣布独立，讨袁护国，全国多省响应，打破了袁世凯的皇帝梦。
对此，梁启超辈在南京演说，抹煞云南首义功绩，自称“护国之役，吾所指使也，云南何有焉?”
钟岳义愤填膺，作《云南护国首义之历史谈》，以如山铁证驳斥梁启超辈捏造黑白之政治驵商行径，指出：“诚以护国之役，吾滇军政各界及全省人民皆与有力，使非吾滇人这慷慨好义，则唐公一人亦不能成功。”
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周钟岳积极倡导唐继尧响应孙中山护法之举。滇黔靖国联军成立，周钟岳任靖国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当时的代总统冯国璋电胁唐继尧息兵，钟岳代拟复电强调：“惟国家之治安，全恃法律为维系”。表示：“若执政者必欲叛法而行，残民以逞，则西南各省人民宁葬死于枪林弹雨之中，而不能苟活于 淫威之下；”严正警告冯国璋：“安危利害，只在当局一转移间而已。”
此电据说对冯国璋触动很大，有人说冯后来所以主和，与此不无关系。
顾品珍逐走唐继尧后，北京政.府大为兴奋。但顾很快表态，拥护在广州的孙中山。
唐联帅出走的消息，是当时的一个大新闻，引起多方的瞩目。
唐自从辛亥革命起，就是西南的实力派，他的影响力及于云南、贵州、四川。护国讨袁成功后，使他的功业声名达于最高峰，他的一言一行都对时局产生影响。
但是，自从民国六年起，他在四川和贵州都受到顿挫。四川军人一直集中力量要把滇军驱逐出川，而在川在粤的滇军事实上也不完全服从他的命令，他虽然担任西南军政.府的三巨头之一（孙中山、岑春煊和唐继尧），事实上也不过挂名而已。
唐继尧的弟弟唐继虞，在云南名声很不好，竟一直受他重用，给他造成的影响也很坏。
唐这次出走，对他是一生中最惨重的打击，也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教训。旅途中不能不打算未来，他的初步目标是广州。
唐继尧有一个派在上海的代表名叫李小川，曾在日本留学，和蒋方震、蔡锷、唐继尧都是莫逆之交。担任过云南讲武堂的总办，唐继尧之弟唐继虞便是李小川的学生，李也认识孙中山。蔡锷在四川病重时，李陪蒋方震去探视，随后陪同蔡锷到日本就医，蔡殁后他又和蒋方震扶蔡柩回国，此后便一直代表唐继尧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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