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教研室是一个能干事的集体，课改进行得如火如荼；教研室主任李凌伟夜以继日地认真工作，被大家称为“工作狂”。2001年到2004年，教研室积极指导区里的中小学使用课改新教材，组织教师集体备课，开展听课、评课，帮助老师们进行综合实践活动，创建校本课程……在李主任的带领下，全体教研员意气风发，不断忙碌着。
区教研室工作出色，成绩突出，多次受到国家课程改革领导小组的肯定以及课改专家、教授们的赞扬，全国兄弟单位纷纷前来观摩、取经。李主任甚至上了央视栏目，向全国观众介绍课改经验。
为了总结课改成绩及推广经验，教研室在李主任的引领下开始编写书籍，各科教研员加班加点，集体编辑出一套丛书，覆盖课改新教材的各个科目。丛书出版后，率先推向全国各课改实验区，反响热烈。
我主编丛书的《历史与社会》分册，内容有我自己对课程标准的理解与贯彻，收集了中学教师对课改的见解、心得，还有学生上课与参加活动的纪录。这本小册子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反响，一位大学历史教授看到小册子后，竟说这是历史专家编写的，让我感到受宠若惊。
后来我还参加了新课程故事书籍的编写，成为了在上海出版的《历史新故事》一书的副主编。我所写的关于课改的课堂纪录还收入到省内出版的一些书籍当中。
能够在教研室出书，我很荣幸，感觉自己在投身课改的历程中又一次成长了。时丰农场是师院在岳阳境内建立的学农活动基地，坐落在著名的汨罗江畔，占地数十亩。农场面积宽广，环境不错，青山绿水，空气清新。尤其是汨罗江富有诗情画意，江水清澈见底，泛着鱼鳞般的微波，静静流淌着，如同一条精美的丝带飘向远方。
白天，本班学员在时丰农场进行学农活动，主要是挖红薯。农场种植了很多红薯，当时白露已过，被霜打过的红薯叶已经变成红色，红薯藤也呈现暗红，是到了挖红薯的时节了。于是，女学员割掉红薯藤，留一点藤蔸作为记号，再由男学员轮起锄头开挖。作为农民学员的我们，干这种活可谓得心应手，从没有挖断过红薯，有时将一串串红薯连蔸挖起，大大小小的红薯也完好无损。学员们自得其乐，陶醉在高超的农活技艺当中。
挖红薯是体力活，食堂担心学员们吃不饱，于是除了提供每人每餐四两米饭以外，餐桌上还摆着一大盆蒸红薯，给大家加餐。男学员不在乎吃得身材滚瓜溜圆，女学员可是爱面子，不愿意当着男学员的面吃红薯，怕被笑话成“大肚婆”。等到男学员离席，女学员们马上把剩下的红薯拿回宿舍去吃，感觉其乐无穷。城北幼师学校（简称“幼师”）是一所旨在培养幼儿教师的职业中专学校，创办于1982年，当时是区里所辖的“最高学府”，创办者是我在远征中学的两位女同事——物理老师易紫与语文老师陈宝露。学校创办后，易紫担任校长，陈宝露担任教导主任。当时，幼师办学红红火火，在全市职业学校中具有一定的名气和地位。
1990年暑假，我调到幼师任教，心里是挺高兴的，因为这所学校的位置离家很近，差不多就在家门口。
职业中专与普通中学有很大不同，专业课的分量重于文化课。到幼师教语文，不用担心考试优良率、升学率，工作量轻松一些，这让我感到愉快。
幼师全体学生都是女生，这所学校也是女教师的天下。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这么多女人济济一堂，不知道会有多少台戏。就拿女生来说，特别爱化妆、打扮、穿奇装异服，大多偏向专业课而不喜欢文化课，有的还早恋，不是那么好管教的。
我原来任教普通中学，习惯于按部就班的备课、上课、批改作业这些环节，初到幼师，还真有点不习惯。学校里的音乐教室、琴房、舞蹈室整天都在排练节目，歌舞升平，很是热闹，但对我上语文课有干扰，让学生容易分心。课堂上，我讲的课可没有唱的好听，有的学生就轻轻哼起歌曲，手舞足蹈，这是常有的事。
久而久之，我也司空见惯了。于是我想，既来之，则安之，自己要依据幼师的特点改变教育方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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