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罗大夫一行到了上海后，便成为难民和流浪者。
威廉?戴克和约瑟夫经商。罗大夫则用自己随身带的一些细软和医疗器械，在法租界开了一个泌尿科和妇产科的诊所。由于他的医术精湛，很快就有了名气，前来看病求医的便络绎不绝。对于有钱的病人，罗大夫收费很高；但对于穷苦的病人，罗大夫往往连挂号费也不收。经过这样抽肥补瘦，罗大夫仍有颇丰的收人，让他在上海能够定居下来。
罗大夫离开奥地利之前，已转入地下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朋友让他到上海后，去找希伯，并给罗大夫写了一封介绍信。希伯是波兰籍的犹太人，原是德国共产党员，因和当时德国共产党领导政见不合而脱离了德国共产党，但他仍然保持了共产主义的信仰。他的公开身份是亚细亚杂志和太平洋事务杂志的记者，在上海同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1938年秋天，他曾以记者身份到皖南新四军驻地进行采访，见到了**、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新四军领导人，写了大量的宣传新四军的文章到国外发表。同时，他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由外国人参加的学习小组，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中共的文件。
罗大夫安顿下来以后，便去找希伯，经过几番周折，终于找到了希伯。从此之后，他们的交往便开始密切起来，并参加了他领导的学习小组。在学习小组内，希伯经常谈论他在新四军驻地的见闻。人民军队中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传统，三大民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中和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中艰苦卓绝的斗争，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游击战，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动人事迹像磁石一样吸引着罗大夫。让他常想，八路军、新四军正在抗击日本***，而德国***是日本***的盟友。抗击日本***也就间接地打击了德国***。我既然来到了中国，就应当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去。于是，他多次向希伯提出要到新四军中去，参加战地救护，用自己的医术为抗日军民服务。
经过一年左右的考察，希伯感到罗生特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但不了解他的医术究竟如何，于是，他便找到了当时在上海的新四军的大夫吴之理。吴是上海医学院的毕业生，后来参加新四军，任军医处材料科长。希伯去新四军军部时曾向新四军的干部作过一个报告，吴给他当过翻译。从此，两人经常交往，很快熟悉起来。
这年秋天，吴大夫到上海置备医疗器械和西药，顺便去看希伯。希伯便约吴同罗大夫面谈，以了解罗大夫的医术。那天下午，罗大夫应约来到南京路上的沙利文餐馆。吴之理看到罗大夫身材高大，金发碧眼，虽顶发已秃，仍是一表人才，便心生喜欢。吴之理同他用英语交谈。俗话说，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同行相见，几句话一说，便互相了解。吴大夫便意识到这是一位良医。
这期间，新四军军医处长沈其震也到达上海，准备动员一批医务人员参加新四军并筹集一批药品。吴之理向沈处长汇报了罗大夫的情况。由地下党安排，沈处长和罗大夫在南京路上光明电影院旁的光明咖啡馆里一个雅间内见了面。沈处长曾在同济大学读过书，后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医学院。1937年11月任新四军军医处长。他精通德语，同罗大夫很谈得来。他决定送罗大夫到新四军中去。
怎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没过几天，便发生了举世闻名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和6个团共9000余人遭国民党顽固派合围。**在同国民党顽固派谈判时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阵亡。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下落不明。部队除傅秋涛率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分牺牲或被俘。罗大夫得知内情后，心情十分沉重，非常理解新四军的处境，便将已收拾好的行李又放下来，继续留在上海一边做好门诊营业，一边等待去新四军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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