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周淮安而言，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变相的挑战和试炼，如何用直截了当的武力和横冲直撞的暴力以外的辅助手段，来对应和解决问题的全新过程。
毕竟外在的敌人好办，非此即彼和生死存亡的敌我斗争之下，大多数时候直接用 摧毁和消灭的手段解决就好了。但是对于那些打着“襄助义军”“有为义民”的旗号，想要渗透和混入体制的潜在敌对势力，那就没法简单粗暴的一刀切了。
需要用雷厉风行的强力手段和相对周全的策略相辅相成，才能达到相应代价和影响最小的结果。
直接一拍脑袋全凭一时义愤的个人好恶所向，不由分说的打上门去抄家捉人，固然是杀伐果断的各种念头通达了；但是也把自己一直以来所努力营造的，惩奸除恶专为穷苦人做主的形象和作风给破坏掉，
乃至送人以嗜血好杀的残暴口实，把大多数不明真相的人给推到充满怀疑和忧虑的对立面上去，甚至是一直所主张的，团结大多数人，鼓励和斗争少数人的基本准则和行事底线，给彻底放弃了。还会引起内部的反弹和质疑。
毕竟，就算是有王蟠的支持，周淮安也没有能够在这只军队当中，做到独断专行说一不二的程度；事实上除了他的后营可以不折不扣的执行和实践，他所提出的大部分主张，及其相应的章程和规范之外；其他几营人马也大致的执行一下，而在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保留。
并且，随着军中抄没的物资开始相对充裕之后，对于他执着于铲除地方势力而将其连根拔起的做法，军中也开始产生一些不理解和异议的声音；毕竟这就是这个时代大多数农民起义军的天然局限性和目光短浅所在；
他们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觉得既然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已经在短时之内没有匮乏之虞；那再对这些剩下大户、豪强势力继续斩尽杀绝，似乎就有些太过了，乃至完全没有什么必要了；
完全可以转而和这些，已经见识过义军力量而有所畏惧的残余地方势力和头面人物，进行有限的合作，以更加省心省事的进行长久的治理和经营才是。而像是周淮安最初所倡导的那般，还要自己组织工作队在武装护送之下，辛辛苦苦的到乡下去自己征收，再把泥腿子发动起来、围攻斗争大户，无疑是完全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不但断绝了借助和获得这些地头蛇协力的可能性，还要自己费心费力的重新安置和组织，这些泥腿子来善后的局面，所获的物资还要额外多分他们一大块，简直就是自讨苦吃而还落不得多少的例子。怎么又比得上通过这些大户的协作，只要一声令下就可以迅速筹集起来，各种钱粮物用的便利和省心呢。
而且这种想法在义军的上层当中，竟然已经颇有些市场和认同的呼声了；
对于这一点，周淮安也是完全无可奈何的事情；他虽然可以在夜间的讲习会上，给大多数将士讲明白所谓的敌我矛盾完全是不共戴天而毫无妥协的道理，但是却没有办法扯着耳朵，唤醒这些人的一厢情愿之下，只愿意相信自己相信事情的自我感觉良好，以及随着形势好转而迅速膨胀起来的自大和掌握一切的盲目信心。
这种轻率而脱离现实的幼稚病，周淮安在许多历史故事和革命战争年代初期的例子当中，其实并不少见过。但是对于那些根本毫无概念的人来说，除非是亲身体会到血琳琳的教训，不然也不会情形一个空口白牙的乌鸦嘴式“先见之明”。
事实上这种事情，就算是抱有崇高理想的早期，也是难以回避和免除的代价。只是他有时候也会反省，自己什么时候已经对这只农民军，产生了这种程度的上心和期待值了。
正在思绪之间，踢踢踏踏的马车突然就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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