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考试，国家规定大纲、内容、时间和具体程式。除进士科之外，还有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明经、明法、明字等科。
所谓九经，即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经典，五经则是西汉时确定的五部儒家经典，开元礼是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礼书，也可以看成是实用礼学的专科考试，三史指《史记》、两《汉书》和《三国志》，可以理解为史科的专科考试。三礼指十三经当中的《周礼》、《仪礼》和《礼记》，可以看成是礼学理论的专科考试；三传指《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可以看成是经部史书的专门考试，明经指全部经书的统考，可以看成是传统经学训诂类的考试，“明法”是法学考试，“明字”是字学考试。
制科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小范围考试，这种考试形态源于汉朝的射策，唐代已经非常普遍，到宋朝，逐渐形成了一些“常科”性质的制科，也就是经常重复考试的制科题目。范围虽然不大，应试者的资格却放得很宽，不论是在任官员，还是山野小民，都可由宰相重臣举荐参加考试，已经中过进士的人也可以参加制科考试。
太祖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仁宗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明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详明吏理可使从政、识洞韬略运筹帷幄、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六科，都是从唐朝承袭来的。这些应该和现代入职分科考试差不多。
赵昺毕竟主持过两次科举了，他发现古代科举考试的题型和现代居然惊人的相似，应该说早有传承。且科考的题量相当大，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答一张卷子就能获取功名，考进士需要“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这其中以诗、赋、论三项为最重。
所谓“帖”，全称为“帖经”，有如现代试卷的填空与默写。考官从经书中选取一页，摘其中一行印在试卷上。根据这一行文字，考生要填写出与之相联系的上下文；墨义，就是围绕经义及注释所出的简单问答题；策问，即议论，依据考官提出的有关经义或政事问题，考生发表见解，提出对策，且所及范围较广，有政治、教育、生产、管理等。
这三项在进士试中属于捎带脚儿的，不很重要，而在明经科则很重要，几乎是该科考试的全部，要不然为啥进士历来看不起明经及第的呢，就因为考明经大多靠死记硬背，不像考进士那样可以文采飞扬。因为考题量大，不论是乡试还是会试，举子们都要在考场里呆上三四天，才能把所有内容答完。
从考试的基本内容赵昺就可以看出，古代学生和现代差不多，也没有跳出应试教育的禁锢，且“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的弊端始终同样没有得到解决。到了南渡之后，由于考试内容十分狭窄，为区分成绩高低，考官不仅规定了标准答案，还设置种种固定程序加以限制。
面对古代的科举，赵昺也不得不苦笑，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只要有百十年的升平，任一考试科目都有可能演成繁复严密的程式。在南宋晚期，业已经形成了一种虽不叫“八股”，却很接近于八股的经义式，其文不仅略具三部分结构，且已“拘于作对”，也就是说，在八股文风行之前，经义式已经走过了类似八股文的过程。
而对八股文的批判，赵昺记的前世每次教育改革都会吊打一番，其中的坏处不言自明。由此渠道晋身官僚的士子是个什么样可想而知，造成了士大夫中有真才实学者日见其少，皓首穷经、只为稻粱谋者的却比比皆是。自诩清流、空言心性者充斥朝野，可在治国理政方面则乏善可陈，甚至懵懂无知，造成“吏强官弱”的局面，为胥吏上下其手、营私舞弊打开方便之门，官吏沆瀣一气、合伙作恶。
另一方面，赵昺以为科目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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